前言

1969年10月26日，张闻天携妻子刘英离开北京，被遣送到了广东肇庆。在肇庆，张闻天化名为“张普”，一住就是6年。虽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活泼的。他的思想依旧活跃，清晰。期间，张闻天以仅有0.2的视力，写下了10万多字的手稿。

张闻天曾和妻子刘英说过，希望以后有机会让他讲一讲。刘英知道这是张闻天看中的东西，所以下决心要保存下来。一直以来，张闻天的大量手稿，都是他和刘英一起保存的。而在肇庆写的手稿，均是刘英收着的。为了让这笔宝贵的财富，将来有面世的一天，刘英想了很多方法，最终才把它们完好地存了下来。

刘英要求出版张闻天的手稿

张闻天在肇庆的住处，台历上写着列宁的一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写作的时候，张闻天的桌上总会放几本“毛选”。他写的时候，字迹非常潦草，不易辨认。当时，张闻天身边新调来的警卫员，每天都会向他们的负责人汇报。由于警卫员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于张闻天写作的具体内容是不清楚的。所以，他们通常汇报说，张闻天在认真地学习“毛选”。

至于张闻天写的东西，刘英是非常清楚的。刘英比较担心，怕出什么问题。因为此时张闻天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能再受折腾了。但张闻天却说，他脑子里有那么多的东西，不写出来是不行的。

张闻天也考虑到写出来的东西，大概是发表不出来的。即便如此，张闻天还是要写出来。因为在张闻天看来，在这种困难境遇下写出来的文稿，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1971年后，张闻天的境遇有所改善，他的写作也变得更加积极了。

刘英同意张闻天的观点，于是，她联系到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复旦大学教授）帮忙抄录手稿。抄好之后，刘英就把手稿放在小马行李中，让其带回了上海。1974年，邓公主持改革，平反了刘英弟弟刘彬的冤案。同年7月，刘英出席弟弟的追悼会，期间，她就住在弟弟单位的招待所里。

事后，刘英想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于是，她去找了老战友，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这天，王震将军来看望陈琮英，意外见到了刘英。他和刘英早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了，通过聊天，王震了解到了张闻天的近况。王震向刘英提议，马上给毛主席写信，他可以代为转交。

刘英回到肇庆后，把北京的事和丈夫说了。张闻天立即挥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收到信后，让张闻天除了北京以外，可另选一城市居住。张闻天最后选择了离老家上海不远的无锡定居。1976年7月1日晚上，张闻天在无锡病逝。

张闻天去世后，刘英接到通知，就地火化，继续保密，不许开追悼会，骨灰存放无锡公墓，刘英就地安排。

张闻天的离去，对已过古稀之年的妻子刘英打击太大了。她痛哭流涕，一度昏厥了过去。等她醒来以后，下定决心，要将丈夫在肇庆写得手稿，发表到报纸上。同年9月，毛主席去世了。当时在无锡的刘英，立即提出要到北京向主席的遗体告别。还没等批示下来，刘英就随身带着手稿去了北京，这次还是住在陈琮英家。

刘英找了当时的中组部郭部长，要求瞻仰主席遗容，结果却未被批准。这种情况下，刘英只好写信给叶帅，叶帅马上答应了刘英的要求。完事后，刘英回到了陈琮英家，这天她又见到了王震。此时的王震已经是副总理了，他了解到刘英的身上带着张闻天的文稿，有价值又有风险，于是提出交给他来保管。刘英担心会牵连王震，而王震让刘英放心，别人不会找到他头上的。就这样，王震成了张闻天手稿的保管者了。

1977年12月，中组部换了胡部长。刘英很高兴，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和胡部长就认识了。不久，刘英给胡部长写信，说张闻天生前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组织给他作出政治结论，这是他生前多次提到的。胡部长之后拜访了刘英，刘英表示，张闻天在肇庆写了不少文稿，应该出版。张闻天的骨灰盒搁在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要求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对此，胡部长给予了肯定。

在刘英的努力下，张闻天著作出版了

1978年12月9日，刘英写信给胡部长，请他将刘英要求为张闻天作出“结论”的报告，递呈给中央各位领导。胡部长马上做了。在传阅的过程中，陈云批示：“我认为完全应该。”就这样，胡部长组织起草了为张闻天平反昭雪的报告，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12月底，刘英接到通知，中央将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并决定在次年5月23日，将其骨灰从无锡迁回北京。

而张闻天的致悼词，胡部长委托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胡乔木在悼词上做了一些修改，填写了这样一段话：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后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胡乔木的修改得到了邓公的肯定。在追悼会那天，张闻天的亲属们都来了。由陈云负责主持，邓公致悼词。刘英那天的情绪是高涨的，她看着这种感人的场景，不禁泪洒当场。此后，刘英就把大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张闻天遗稿出版上了。

那段日子，刘英拜访了很多张闻天的老部下，从他们那里收集了不少张闻天的文稿。加上之前在王震那里保存的手稿，经过刘英的整理，很快就达到了出版一本书的资料了。终于在1979年10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文集》了。

当这一意见上报上去后，很快得到了批示：“可先行编辑，完成后发排时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后定。”之后，在刘英的奔走下，中央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的编辑组和传记组，开始对张闻天进行逐步研究。刘英的晚年，始终把研究张闻天放在第一位，她是乐此不疲的。

2000年，张闻天诞辰百年的纪念日，95岁高龄的刘英坚持参加了多个纪念张闻天的活动。她表示，作为张闻天的伴侣，她能以这样的年纪去参加纪念老伴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她相信再过一百年，人们回溯历史的时候，还会提到张闻天的名字。

刘英在战争年代就为张闻天保存文稿了，她深知张闻天的文稿是党的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于是，在特殊年代，即便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危险、磨难，刘英还是决心把文稿保存下来。她晚年一直为研究丈夫张闻天而努力，很多关于张闻天的文献，都是由刘英带头组织写的。不得不说，这种“传承精神”是令人敬佩的！